定窑白瓷是隋唐出现真正意义白瓷之后，延续烧造白瓷最为出名的窑口，也是宋代五大名窑中惟一的以白瓷勠力的瓷种。全国各窑口都有效仿定窑白瓷，被效仿程度超过全国任何一个窑口，其产品在市场上备受欢迎。宋金时代，定窑瓷器曾一直进贡宫廷作为御用品。然而定窑在北宋晚期却被宫廷弃之不用尊龙，而“命”汝窑取而代之。北宋宫廷“弃定”的直接原因是定州白瓷有“芒”，但对 “芒”字的解释历来说法不一，有人说是芒口，有人称应为光芒，本文试图从几个角度入手，探寻“芒”字之含义。

　　南宋叶寘的《坦斋笔衡》载：“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， 遂命汝州造青窑器。故河北唐、邓、耀州悉有之，汝窑为魁。”从上面这段文字可以解读出一些信息：首先，定窑瓷器曾经贡奉宫廷。其次，北宋宫廷“弃定”的直接原因是定州白瓷有“芒”，但对“芒”字未作进一步的解释。第三，北宋宫廷“弃定”的同时，“命汝州造青窑器”，理由是“故河北唐、邓、耀州悉有之，汝窑为魁”，即汝窑的品质最好。此处明确指出汝州“青窑器”，可以理解为汝州与唐、邓、耀州当时均有青窑器，只是汝州青窑器的质量明显优于唐、邓、耀州产品。文中很明显是将定州白瓷器与汝州青窑器来作对比，以往解读多侧重定瓷与汝瓷的对比，但更要注意到“白”与“青”的对比。因为定州“白”瓷有芒不堪用，遂命汝州造“青”窑器，作者很有可能是从颜色的角度来陈述的，定州的白瓷因光芒太盛而被弃，取而代之的是汝瓷等颜色较深的青瓷窑口。所以这里定州白瓷的“芒”很可能就是指光芒。

　　此外在诗句“低昂黄金杯，照耀初日光。檀心自成晕，翠叶森有芒。”出现过芒字，宋人苏轼以此诗来赞美秋葵。其中的“芒”应解为光芒，故此处的定瓷有“芒”可能指光芒。

　　现今的辞书以及大多数古陶瓷鉴赏书籍都将“定瓷有芒”解释为定瓷的覆烧工艺所致口部无釉的毛口，并称之为“芒口”。因定瓷有“芒口”，所以“弃定用汝”。其实，“芒”即“芒口”在文献中是找不到佐证的。造成这种分歧的是汉语文字的歧义性。商务印书馆《辞海》对“芒”的注释：①草名。②草的末端，也称细毛的末尖。③尖端，锋刃。④光芒。史记天官书：“岁阴在酉，星居午。以八月興柳、七星、张晨出，日长壬，作作有芒”。⑤通茫。⑥秦汉县名。据《中华古汉语字典》之“芒”字有8种释义，与上述字面理解比较接近的有：③谷实外壳或某种植物茎叶上的细刺；⑤光芒。

　　定窑在北宋早期主要为正烧，中后期为覆烧，口沿朝下，口沿一圈无釉，称为芒口，但也有早期正烧器物刮釉留芒的情况，以方便加金属扣。

　　“定州白瓷有芒”，且不论原文原意如何，按字面理解，很容易让人直观联想到传世器物中因芒口而镶金属口的定窑瓷器。考古资料也显示，从北宋中期开始，定窑开始采用覆烧技术，虽然能极大提高效率，但覆烧也有缺欠，器物口沿无釉，不便使用。田野考古的结果与古代文献正好对应上，于是加釦出于遮芒渐渐成为定论，认为毛涩的芒口使人在使用时缺乏愉悦的体验，所以内廷用器放弃了定窑，转向新兴的汝窑。而定窑窑工想出的补救办法是用金属片包镶口沿，这就是釦，它既是遮掩，又是装饰。但是，看似完美的论证忽略了之前、之后定窑及其他窑口加釦的情况，忽略了时代艺术的整体潮流。定瓷釦口的做法还应该放到整个宋代工艺美术的大环境中去讨论。

　　定瓷的芒口不一定是缺陷。芒口覆烧有两大作用：一是提高产量，定窑的覆烧技术是用垫圈组合的匣钵将碗盘类器物扣过来烧，垫圈组合的匣钵高度仅及一般仰烧匣钵的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，能节省窑炉空间，降低烧造成本，产量大幅提升。二是提高质量，正烧的瓷器很容易走形，大部分都是歪歪扭扭的。而覆烧是倒扣过来口沿向下烧制，接触面更大，受力均匀，膨胀系统是固定的，器形一般较为规整，变形情况大大减少，提高了成材率。而且，芒口覆烧的垫圈是比匣钵更加浪费的，因仰烧匣钵是可以重复利用的，反而覆烧所需要的垫圈是一次性的。应该说，定窑为了烧制出更高质量的瓷器，转而使用相比匣钵更加浪费的一次性垫圈。

　　镶口也不一定是遮瑕。镶金属口工艺早在五代时期便已出现，较之北宋中、晚期定窑由于覆烧造成的芒口而言，镶金属口远早于芒口出现之前。古人认为用金银器可以益寿延年，使用金银器是身份地位和富贵等级的标志。所以，瓷器镶金属釦，更多是皇室为了显贵的装饰，而非遮盖芒口缺陷的必然结果。

　　从定窑的发展史来看，早在五代至宋初的定瓷中就可以看到加釦者，它们甚至出现在辽代墓葬中。辽前期的驸马赠魏国王墓、叶茂台辽墓，都出土过“官”字款定窑白釉器，口作花瓣式，镶以宽边鎏金银釦。1969年河北省定州市城内北宋至道元年（995）净众院塔基地宫出土，现藏于定州博物馆的白釉刻花长颈瓶，“瓶口配卷枝钮覆叶纹鎏银盖，并以鎏银片包镶圈足。”这时的定窑尚采用匣钵仰烧，细窄的“芒口”并非源自不能施釉，而是有意刮釉露胎，增加摩擦力以便金属镶边。如此看来，早期定瓷的加釦更多的是出于艺术形式的需要，而它效仿的楷模应该是吴越的金稜、金釦瓷器。考古的结果也可作为佐证，早期加釦定瓷，釦皆为金或银鎏金，且品质优良，出于等级较高的墓葬，显示着它们属于高档瓷器。

　　越窑的金釦瓷器开启了一种新的艺术潮流。用金属包镶瓷器口沿，华贵闪耀的金银与温润内敛的瓷形成强烈对比，既有质感的差异，又有颜色的区别。艺术的风格不会随着王朝的覆灭而骤然改变，通常都会延续一段时间，待新的政治文化因素孕育出新的时代审美才会渐渐退出。北宋前期的工艺美术，还留存着五代的浮靡奢华，清隽典雅的宋风要到北宋中期以后才逐渐形成。晚唐五代在瓷器漆器上加金银釦、稜的做法，极有可能在北宋宫廷沿袭。

　　一直到北宋中期，内廷里仍有为数不少的银棱器。仁宗天圣元年（1023年），查处了内侍高品、朱文正的违法行为，“拆御厨银棱器，折金银三千六百两”。随后帝王诏令三司严加勘察，追究相关责任人。御厨里能够施以银棱的器物，应是等级高、供皇室贵胄宴饮的食器和相关小型木制家具，最有可能的材质有漆木和瓷两种。两人偷盗拆除的大致就是瓷器釦口、牙茶床子、红藤盘子之类的金银稜。能够折卖出如此高价，御厨中加银棱的器皿数量会相当可观。仅仅依靠宋初吴越进贡的那些恐怕不够，必然还有后来制作的。而且，这些加金银棱的器物等级一直都颇高。就漆器而言，北宋景佑三年诏令“非三品以上官及宗室戚里之家毋得用金棱器，其用银棱者毋得金”。南宋宫廷设宴庆贺度宗生日，“食器皆金棱漆碗碟”，与纯金、纯银的屈卮酒盏交映生辉。

　　因此，北宋内廷瓷器沿用的金银包镶装饰形式无关芒口，是一种纯粹的装饰。追求的应该是金银和瓷在质感和颜色上差异，以及用贵金属来提升瓷器的品级。

　　由此可知，早期定窑加釦更多是受吴越金稜秘色瓷的启发，追随高档瓷器的典范，所用釦以金为主。北宋中后期采用覆烧工艺后，定窑釦口才兼有金、银、铜材质。事实上，釦最初对于瓷器就没有实际的功能，完全是在于追求色彩的丰富，彰显帝王用度的奢华，后来才主要是解决技术缺陷的要求。

　　定窑加金属釦口并非完全出于遮芒，而是受到时代艺术的影响。全国除定窑外的其他窑口如越窑、耀州窑、龙泉窑、汝窑、湖田窑、建窑、南宋官窑等，均有瓷器包口的情况。

　　越窑秘色瓷在五代北宋时期，多有金、银包口的情况，当时覆烧芒口并未出现。尤其是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有金、银棱秘色瓷，说明当时包金银边并不是为了掩盖芒口的缺陷，而是为了彰显其身份地位。

　　晚唐时期，越窑已经有了加釦的秘色瓷。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两件金银平脱秘色瓷碗，碗口及底均用银包镶，与《衣物账》上“瓷秘色碗七口，内二口银棱”的记录相符。按照唐人记录，这两件碗可以称为“银棱秘色瓷碗”。

　　至五代宋初，吴越秘色瓷使用金釦日渐频繁。在进贡北宋的礼单中，文献中多次出现钱氏送来的“金釦”“金稜”器物：

　　（开宝）六年（973年）二月十二日……两浙节度使钱惟濬进长春节……金稜牙茶床子十、金稜红藤盘子一……金稜七宝装乌纹木椅子、踏床子、金银稜宝装床子十、银装椅子十、金稜秘色瓷器百五十事、银稜盘子十、银装笼子十。

　　开宝九年（976年）六月四日……明州节度使惟治进……瓷器万一千事，内千事银稜。

　　（太平兴国）二年正月八日，俶进贺登极御衣、通犀带及绢马万匹，又黄金并玳瑁器、金银稜器……三月三日，俶进金银食奁二、红丝络银榼四、银涂金釦越器二百事、银匣二。

　　（太平兴国三年）四月二日，俶进……瓷器五万事……金釦藤盘二、金釦雕象俎十……金釦瓷器百五十事……

　　（太平兴国八年（983年）八月二十四日）王遣世子惟？贡上……金银陶器五百事……

　　吴越贡品中的瓷器，应该主要产自当地的越窑，其中部分加有金属“釦”或“稜”。材质的金、银涂金、银，则与瓷器品质的等级高下有关。秘色瓷在晚唐五代属越窑的贡御器物，等级最高，所以用金釦，数量也较少为150件。银涂金釦者次之，贡200件。银釦瓷器相对等级稍低，所以一次进献的数量会多，可达千件。在苏州地区的五代墓葬中曾收获一只裹足支烧的碗，口沿用金片镶包，相信就是金稜秘色瓷的实物。

　　近年来新发掘的陕西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地中，出土的部分耀州窑青瓷，同样有加金、银釦，其中一件五瓣葵口碗的金釦还会依口沿表现出起伏变化。

　　这打破了以往认为耀州窑不加釦，釦是定器特征的认识。更重要的是，耀州窑器皿并未使用覆烧工艺，谈不上芒口。那么，既然没有遮瑕的实际需求，用金银包镶口沿的做法是无从谈论功用的，只能是出于审美的需要。从加镶的部位看，目前已知的定瓷多是在碗、盘、钵的口沿，这些部位在使用时会与敏感的口唇接触，所以以往遮芒以提升使用感受的说法是成立的。但新出的加釦耀瓷，除了碗、钵一类，还会在注子的颈口、流口部分包镶，这些地方无从谈起使用时的涩口感。此外，吕氏家族墓的加釦耀州窑青瓷，包镶的银边较宽，与较早的金棱秘色瓷和金釦定瓷类似。从视觉上讲，这样的做法能够在器物口沿形成一道异色的装饰线，并引起人们的足够关注。从色彩上看，光亮的银和略暗沉的橄榄青器体形成了差异和对比。

　　其实，再仔细梳理一下宋瓷，在南方的景德镇窑青白瓷和建窑窑变黑瓷中，也能偶尔觅得加釦的例子。青白瓷多采用覆烧，所以碗口无釉，原有金属釦。但窑变的建盏，挂釉肥厚，即便烧造时受重力影响有流釉也不至于产生芒口。日本收藏的精品建盏中，却也可以看到碗口加金釦的例子。尤其是金色的口沿与黝黑的盏身相配，显得雍容华贵。

　　1972年在安徽来安县相官乡宋墓中，曾发现一件金釦玛瑙碗。可知宋代的玛瑙器也会使用贵金属包镶口沿，这就更加说明加釦其实和芒口不是绝对的关联。联系其他材料，尊龙更应该说金釦器是北宋对五代金棱秘色瓷的继承，是出于纯粹装饰目的的做法。尊龙定瓷因芒口加釦，只是巧妙的借用时代流行来掩盖自身缺陷，以达到不妨于用的目的。

　　首先，为提高商品的竞争力，定窑首创了覆烧工艺，旋即被南北诸多窑场借用。因此覆烧仅是定窑工艺特性的一个方面，而非特异。而且，定窑所生产器型种类繁多，并非所有的定窑产品皆覆烧，正烧的定瓷也很多。这里需要指出的是，宫廷所需定瓷，绝非简单的碗盘等食器，更有陈设用品。而除碗盘一类的圆口器采用涩口覆烧外，其他诸如炉、枕、净瓶等琢器无法采用覆烧工艺，仰烧无涩口，不可能存在“有芒不堪用”现象。

　　此外，为皇家制作御用瓷器是不计成本的，不会不考虑皇帝的喜好。但从史籍来看宋室对“金装定器”并未表示出厌嫌，“太平兴国五年九月十一日王进朝谢于崇敬殿，复上金装定器二千事，水晶玛瑙宝装器皿二十事，珊瑚树一株”。可见，在北宋早期，镶口的金装定器就已经进奉宫廷，即使定窑在北宋中期开始出现了芒口工艺的瓷器，仍然可以通过加镶金属口来补救，断不至于仅仅因为芒口就不喜欢定窑了。退一步说，即使北宋宫廷真的不喜欢芒口瓷器，完全可以下令定窑专门烧造不带芒口的器物进奉宫廷即可，尊龙既然北宋前期就可以做精品贡瓷，那北宋中后期应该更加具备这种技术实力。

　　再者，在北宋晚期，取代定窑地位的汝官窑仍以镶金属口工艺来美化瓷器，而汝窑本身采用细小的芝麻钉支烧，并无芒口。所以说所谓的芒口缺陷并不是镶金属口的必然因素。定器覆烧裹足，加镶金、银、铜口，全器无露胎之处，表现出华贵的皇家气派。这种工艺被汝官窑所继承，在故宫中的汝官窑器以及流散到国外的汝官窑器中，加镶金属口的也为数不少。因此芒口不应该成为宋室“弃定用汝”的原因。

　　瓷器镶金属口不是单纯为了遮盖芒口的工艺缺陷，其主要原因应该是将实用与审美融为一体的高级装饰工艺，社会较高阶层的官僚贵族所追求的益寿延年、标榜身份以及供养人为表示其虔诚而为之。到了后期，便将宫廷需要与遮盖芒口缺陷结合在一起，形成了大量的定窑传世器物中芒口镶金属口的现象。定窑精品瓷器，多出现在众多随葬品比较丰富的窖藏中，也证明了这一点。故 “芒口”并非缺陷，应该说是在提高产量为平民阶层所消费的同时，也兼顾了高级消费群体的利益。

　　清高宗乾隆皇帝在位时，曾经亲自考订文物，投入大量人力、物力建置清宫典藏，还创作大量以陶瓷器物为歌咏对象的御制诗，据统计在200首以上。这其中，歌咏定窑瓷器的诗作有32首之多。统计故宫博物院、台北故宫博物院、英国大维德基金会、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等馆藏定窑器，共搜集刻有乾隆御题诗的定窑器物16件。通过这些诗句内容并结合档案材料，可以体会乾隆皇帝对于定窑瓷器的鉴赏品位。

　　《咏官窑盘子》: “只以光芒嫌定州，官窑秘器作珍留。独缘世远称稀见，髺墾仍多入市求。”

　　《咏定窑碗》: “粉定传宋制，尔时犹厌芒。注: 宋 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云: ‘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，惟用汝器，以定器有芒。’盖其时新陶初出火气未除，是以不贵，今则已阅七八百年，古泽幽光，且以罕觏称珍，自不同当日矣。至今珍玉润，入夜拟珠光。訾近誉其古，尚圆岂必方。东坡琢红句，想未酌之详。”

　　《咏定窑莲叶碗》: “赵宋传来白定名，尔时却以有芒轻。即今火色全消尽，一朵玉莲水面擎。”

　　《咏定窑小盂》: “尔时虽是厌光芒，不及官窑用庙堂。岁久光芒销以尽，希珍今亦口金镶。”

　　《咏定窑三羊洗》：中矩自成方，三羊义寓阳。佳哉开泰运，久矣息寒芒（宋时以定窑有光芒不用，惟用官窑器，见高士奇诗）。物每重于后，品知那有常。一时聊寄兴，五字亦成章。

　　从以上御制咏瓷诗中，我们可以领会到乾隆这位得天独厚的大收藏鉴赏家，以及他的前辈——一代康熙大学士高士奇的观点；即宋时定瓷因其光芒太露，火气未除，不招圣喜，因而特建汝官窑取而代之的。因此，可以得出：至少在乾隆时代，“定瓷有芒”其含义当指光芒太露。我们不应忽视或轻视乾隆皇帝和康熙大学士的这种观点，因为毕竟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比我们更有利于接近那个时代。

　　综观宋朝整个陶瓷发展史，可以发现皇家所追崇的是一种温蕴含蓄、幽玄寂谧的审美情趣。汝、官、哥、钧、定，“汝窑为魁”正是这种皇家审美情趣的体现。定窑其色白、紫、黑、绿，其釉为玻璃釉。釉质晶莹，光可鉴人。与其它青瓷相比，缺乏那种温蕴似玉、精光内涵的玉质感。这是因为宋代定窑制陶匠师为迎合市场需求和大众习俗，改善高温下釉的黏度、流动性和透明性，于釉中引入一定量的白云质灰岩及其它一些镁质原料，使釉的组成为“镁-灰釉”。这种釉有利于形成薄釉层，使得定窑瓷釉层特别薄，瓷胎色调能完全透过釉层。加之釉料提炼精细，胎体修整平滑，形成一层光亮度极高的薄玻璃釉，阳光下光芒四射。如系紫定黑定的话，会更显光彩夺目。尤其是色釉瓷片，其晶莹剔透的釉光与汝、官那种温蕴似玉的釉光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。

　　这种差异，是由于其胎釉的地方性特色和民窑性质所决定的。定窑着重其商品的外在的夸张与民俗化，并非刻意追求那种内在的质感，虽然因其高超的技艺和精湛的产品质量一度被选进入宫，但终归与皇家审美情趣相悖而遭弃。

　　汝官窑纯粹为皇家所建，时期当在弃定后不久。正因为要解决“定瓷有芒”的问题，才研究采用了“玛瑙入釉”的新工艺。“玛瑙入釉”对汝窑青色丝毫不起作用，但对消除火光以达到如玉似的光感是起一定作用的。所以应该说，汝窑是在解决了定窑与皇家追求上的最大差异后成功的。这种最大的差异，即不是文饰上的世俗化，也非工艺上的覆烧。因为这些是定窑很容易解决的问题。

　　首先，由于他是有名的道君，道家崇尚青色，并且宋徽宗为人喜欢含蓄的美，不喜欢张扬的美，所以才会嫌弃定瓷太光亮刺眼，转而喜欢上收敛、含蓄和宁静的汝州青瓷，并慢慢弃用定瓷，正所谓“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”，由于定州白瓷与最高统治者的审美出现冲突，所以导致其开始“不堪用”。反而汝窑、钧窑、建窑等窑口的青黑色瓷器大受欢迎。

　　其次，从器物盛放茶水后呈色来看，唐宋时期流行煮茶法，由于茶汤呈红色。青瓷盛茶水较为适宜，白瓷盛茶水则较为刺眼，色彩对比强烈，白色光芒太盛。

　　唐代茶圣陆羽就曾在《茶经》一书中，从瓷器呈现的茶色角度品评越窑青瓷与邢窑白瓷：“邢瓷白而茶色丹，越瓷青而茶色绿，邢不如越三也。”“越州瓷、岳瓷皆青，青则益茶。茶作红白之色，邢州瓷白，茶色红；寿州瓷黄，茶色紫；洪州瓷褐，茶色黑，悉不宜茶。”原理类似，定窑白瓷盛茶汤呈红色，有刺眼光芒，而不受徽宗欢迎。

　　此外，宋代苏轼在《试院煎茶》一诗中提及“定州花瓷琢红玉”，定州花瓷本身指的并不是多种釉色的瓷器，而是指刻花、划花或印花的定窑白瓷。当时的煎茶之法即茶叶经水煎煮后茶水变红，再把它注入布满各种纹饰的“定窑”白瓷茶具中，由于茶具的器身较薄，纹饰也深浅不一，盛放红色茶汤后，从外部观看，犹如精心雕琢的红玉一般。这首诗也与之前陆羽《茶经》中“邢州瓷白，茶色红”的记载相印证。

　　因此，宋徽宗“弃定用汝”的原因很可能与其个人审美有关。由于定州白瓷盛放红色茶汤后，光芒太盛，容易刺眼，所以转而使用汝窑等青瓷。

　　综上所述，“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”的“芒”字很可能是指光芒，而非芒口。笔者才疏学浅，观点不一定正确，仅是个人的思考。姑且提出，求教于专家及读者。

　　2、［清］徐松辑，刘琳等点校：《宋会要辑稿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4年版。

　　3、王建保、王委：《宋徽宗“弃定命汝”的背景因素探讨（上）——以定窑为中心》，《东方收藏》，2015年。

　　5、丁新义：《北宋后定瓷不用于宫中辩》，《西安文理学院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，2015年第18卷第1期。

　　6、梁锐萍：《古陶瓷赏鉴史上的“火气存消”问题——从乾隆御制咏瓷诗谈起》，《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》，2020年第1卷第2期。

　　8、韩伟：《法门寺地宫唐代随真身衣物帐考》，《文物》，1991年第5期。

　　10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：《异世同调—陕西陕西蓝田吕氏家族墓地出土文物》，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。

　　12、冯先铭：《中国古陶瓷文献集释》，台北市，艺术家出版社，2000.1。